近日,凭借《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阿来,来到“有点意思”的北方农村贾家庄,参加以“从乡村出发的写作”为主题的首届吕梁文学季。作家阿来在做客新华访谈时表示,在全国都在探索乡村振兴之路时,文学也应该对此有所回应,而好的作家则能够平衡好乡村的“变”与“不变”。
来到贾家庄,我有点意外。以前去吕梁经过这里,说旁边有汾酒、有贾家庄,原以为贾家庄就是一个普通的、大一点的北方村子,但这次到了才了解,这个村子有点意思。
第一,几代人通过辛勤努力把一个自然条件并不好的村落改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第二,改革开放之后,贾家庄依然在坚持集体所有制,走上工业化道路,在产业升级换代时又走上文化道路。这既缘于这里出了贾樟柯这位著名导演,更因为这个村子确实有很多深厚的文化传统。
今天全国都在探索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之路如何走,文学书写也在探索这个课题。因为文学要反映一个真正的现实,而不是去书写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从赵树理时代开始的山西作家就有现实主义传统,关注农村发生了什么变化,一代一代的山西作家都在做这种表达。
我作为一个四川作家,来看看北方的农村跟南方的农村有何不同,来看看北方农村面临新现实时,山西的文学界同行是怎么回应、怎么表达的,对农村建设出现的新动向是如何思考、如何观察、如何书写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经验,所以我是抱着一个非常虔诚的学习的态度来到贾家庄。
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我们算是第一代变成城市的人,但我们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大部分都在农村度过,今天还有很多家人在乡下,这就决定了跟土地、农村、农业的命运有天然的联系,自然会关注。
中国发展到今天,城市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很多方面都得到大发展,但农村、农民命运的改变相对滞后,体现在经济收入、文化教育、乡村未来发展的动能储备等。
对于文学来说,写旧东西消失容易,但必须关注新东西的成长。因为新东西才是可能性,才属于未来。过去书写乡村老是在惋惜那些旧东西的消失,人肯定有这种情感,但我们不能靠那种东西活着,还是要靠前进。国家是这样,一个地域是这样,地域上生活的人更是这样。
所以我自己至少有两部小说是写这个东西。一个是《空山》,我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80万字,写一个村庄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末50年中新东西艰难成长的历程。最近写的《蘑菇圈》是篇幅较短的三部曲。由于中国人口多、生态压力大,这个小说探讨今天乡村建设发展中怎样更好地维护乡村生态。中国天人合一的伦理观是依赖优美、可靠、可持续的自然环境养成的。如果连乡村的自然生态都不能维护,我们要保持乡村的道德、人文的生态更难。
我觉得文化本来就有两面性,总是追求新的东西。科技快速发展给生产生活带来很多新手段、新方法,尤其是互联网出现以后通讯技术进步,给生活带来了改变,沟通的方式、交流的方式、做生意的方式、生产流程的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
文化肯定会对此作出反应,因为文化总是希望求新求变的。文化还有另一层意思,要继承传统,保留传统当中最珍贵的东西。虽然文化在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在精神价值、审美价值上又要保留住一些不变的东西,而这些不变的东西是更重要的,我们称之为民族性、人性等这样宏大的命题。
所以一个好的作家,一部好的作品,能够平衡好这种变与不变的东西,既能坚持最传统、最有价值的精神本质,同时应对千变万化、光怪陆离的现实,捕捉到最新鲜的东西。
文学就是这样,过于求新就可能忘记根本,过于强调根本又可能趋于保守,对时代的变化视而不见,所以时代对作家的考验就是变与不变之间。
我的性格和我刚讲的变与不变有关系,就是说你性格有沉稳的一面,就是要坚持住人生中一些基本的理念,但又不要因为坚持就让自己变成一个僵硬的生命体,刻板地对待丰富的人和事。
读书也是这样,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最有价值的要读,这些留存于我们经典的典籍中;还要读那些讲述世界变化的书。
所以我都不想推荐一本书,我觉得就是要阅读。我们要从基本的经典开始读。比如读中国诗歌,就应该从《诗经》开始,一路读楚辞、唐诗、宋词下来,是一个系统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