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在山西的统治及农民起义】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把自己的子孙分封在一些重要的地区为藩王。封在山西的有大同的代王朱桂、太原的晋王朱罔、潞安的审王朱摸。他们位高势大，控制着当地的军政实权，为非作歹，老百姓吃尽了苦头。

　　明朝中后期，统治机构日趋腐败，土地兼并更加严重，山西农民的反抗斗争也日益剧烈起来。1521年，陈卿领导潞安青平里农民起义，他们杀富济贫，以潞安为中心，迅速发展到河南的怀庆、卫辉（安阳）、相州（汤阴），震惊了明王朝。统治者急调河南、河北和山西的军队，采取剿抚并举的策略，用了 5年的时间才镇压下去。起义失败后，统治者在青平里筑城设县，取名“平顺”，幻想长治久安。但到明朝末年，山西又暴发了任亮、王刚领导的交城、文水、汾阳、太谷农民起义，先后坚持了十几年。

　　明朝末年，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等和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曾三次大规模地进入山西，沉重打击了山西封建势力，受到山西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响应。第一次是在1630年，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等率部由陕西转入山西，在平阳、泽、潞、汾、沁、辽一带破州夺县，打击土豪劣绅，开仓济贫，大批农民涌入起义军，势力很快发展到20余万人；第二次是1644年，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以后，亲率50万大军，从禹门渡河入山西，兵分两路，一路自平阳向北，攻取太原、宁武、大同，而后直抵北京，一路沿黄河北岸进军，经邯郸逼近京师。起义军浩浩荡荡，所过州县都设立了地方官或派将驻守；第三次是吴三桂降清，大顺军退出北京，经山西向西安转移。李自成率军经娘子关入山西，本准备在山西组织反攻，但由于明朝降将的反戈和地主武装的反扑，使农民军处于困难境地。清军进攻山西，农民起义军在太原、长治等地经过顽强抵抗，山西才被清军占领。

【洪洞大槐树下移民】

　　元朝末年，中原战乱频繁，加之自然灾害时疫流行，使人口大量流散，遍地荒凉。而山西由于蒙古贵族察汗帖木耳、扩廓帖木耳父子利用有利地形，据守一方，战祸较少，华北平原居民，多来山西避难，造成山西较其它地区经济繁荣，人口昌盛的局面。历史记载1381年河北、河南人口只有1800万，山西就有400多万，又多集中于晋南一带。

　　朱元璋统一全国后，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实行移民屯田制度。人口稠密的平阳府便成了向外移民的重要地区。各县被迁的农民，先集中到洪洞大槐树周围村庄暂住，在大槐树处的广济寺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和路费，而后结队踏上征途，分道迁往各地。

　　大槐树移民活动，由明初开始，前后持续 100多年。仅在洪武年间，就从洪洞一带迁出几十万人。他们有的直接分布到冀、鲁、豫、皖等省，有的间接分到川、滇、黔以及东北、内蒙等地。在移了垦荒中，国家发给耕牛、种子、土地、并蠲免三年租税。经过移民的辛勤劳作，使原来荒凉地区的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对巩固边防和促进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也做出了贡献。由于这些移民是在洪洞大槐树下办理的迁出手续，便把洪洞大槐树当作自己的故乡，至今在中国北方地区还流传着“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谚语。

　　当年的大槐树早已不见，仅存的一株枯死的古槐躯干，是原大槐树根上滋生出的第二代。现又有一株枝叶繁茂的新槐，已经是第三代了。1921年宦游山东的洪洞人景大启，深知中原各省移民对槐树的思念之情，倡议集资，立碑建坊。

【明清的经济发展】

　　明初，统治者重视发展农业，山西农业出现了繁荣景象。荒地大量开垦，仅平阳府，洪武十六年（1383年）就垦荒50万亩。兴修水利工程九十九处，超过了河南、陕西两省的总和。由于耕作技术改进，产量提高，晋南不少地方的粮食亩产达三、四石。棉花、烟叶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也迅速扩大开来。

　　清代，从康熙开始，改变了原来野蛮的掠夺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措施，山西农业又复兴起来。到乾隆中叶，耕地较清初增加了13.8万顷，人口增加了1200余万，一大批井渠堤堰修复新建起来，光太原府就有大小堤堰四百余条。随着耕作技术的改进，农作物产量有了较大提高。

　　17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山西的商品经济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盐、铁、瓷器、皮革、纸张等产量增加，行销省内外。大同、太原、介休、运城、晋城等，都成了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受工商业发展的刺激，农业中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晋中、晋南种植棉花，保德州河畔多种烟叶，蒲州的柿子、安邑的葡萄，榆次的西瓜等，都成了专供市场的地方特产。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萌芽也慢慢发展起来。明朝末年，在冶铁业中开始出现了资本义的生产关系，如潞安府苗氏的冶铁业，雇佣 100多工人，按一定工序进行生产。清朝初年，这种资本主义和生产关系，又发展到制盐、制铁等生产部门。到了乾隆年间，农业中也出现租用地主大片土地，雇佣工人耕种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由于社会上需要雇佣工人数的增加，晋北阳高、晋南安邑还出现了区域性的劳力市场—“人市”。

　　但是，这些工农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却受到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封建自然经济造成的市场狭窄、封建国家的重农抑商、重税征收、关卡刁难、征物派造、官吏勒索等，无论那一项都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发展，如征物派造，山西产好铁，封建国家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 1/6，近于掠夺！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封建国家列为贡品，每年派造的数量，大大超过机户的承受力。明季盛时，潞安府有机织 1.3万多张，朝廷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清代长治、高平仅剩织机 300张，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朝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封建制度的限制、压迫、掠夺，激起了市民的反封建半争。1660年潞安机户不堪朝廷和地方衙门的派造取用之苦，“焚机罢市”，引起社会广泛同情。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朝廷不得不下令严禁本省滥行取用，隔省擅差私造。1711年又发生了泽州市民反对革职廉吏佟国珑的罢市斗争。佟国珑，奉天人，在泽州做知府时为官较清廉，深受民众欢迎。后因得罪太原知府，被诬靠革职，消息传来，市民“鸣钟鼓罢市”，终于迫使清政府调查平反，收回成命。这次斗争显示了新兴市民反封建的斗争力量。

【闻名遐迩的山西商人】

　　山西人擅长经商，久已著称中外。明末清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山西的商业资本进一步活跃起来。全国出现33处大工商业城市，山西太原、平阳、蒲州（今永济）三处。至于拥有资本数十万两，乃至百万两以上的大商人更居北方之首。他们商号称“西商”，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甚至远到外蒙和俄国。在各重要的商业城镇，都设有他们的会馆或行会。

　　山西商人以行商为特点，统称两大邦。一为粮船邦，载运各种货物，沿江河及海口交易；一为骆驼邦，懋迁各种物品于内外蒙古、东北、西北及俄国莫斯科，形成了中国至欧洲的国际商路，经营商品“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真有“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一派繁荣景象。

　　随着山西商人财富的增多，金融业也发展起来。19世纪20年代产生了票号金融组织，专门经营汇兑、信贷、办理存款放款业务，甚至代为清政府收捐税、输军饷等。在山西票号中最有影响的是平遥邦、太谷邦和祁县邦。它们在全国80多个城镇中，建立了 400多个分号，有的还远渡重洋，在日本、朝鲜以至印度设分号，构成四通八达的金融汇兑网，开创了中国金融汇兑的先例。所以山西票号有“汇通天下”之美称。

　　山西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发展，不仅为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财富，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加快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理财人物，为中国金融贸易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甲午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加深，山西商人的商业和金融贸易事业受到沉重打击，失去垄断地位，衰落下去。

【杰出的文化名人】

　　写下了宏伟巨著《三国演义》的明初杰出小说家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和学者傅青主祖居忻州，后迁太原。

　　阎若璩（1636-1704年）字百诗，太原人，是清初杰出的考据学家。 阎若璩小时候，性情孤僻，说话口吃，思维迟纯，记性不好，“读书千遍不能熟”。15岁那年一个严冬深夜，他独立床头，沉思良久，忽觉心胸开朗，悟出勤奋出智慧的道理，立志攀登学问的高峰，他在房柱上刻下南朝大思想家、医学家陶弘景的16字自勉：“一物不知，经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暇日”。以后他从事经史的研究，专心攻读，终于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学者。阎若璩最大的成就是在考证学方面，他读书不迷信古人，也不盲目崇信名流，凡事都要亲自加以考证，不怕烦难，追根研源。他钻研30余年，著《尚书古文疏证》一书，用严谨的考证方法，证明《古文尚书》是东晋人梅颐伪造的，轰动了学术界，开创了清朝之时的考据学风。由于阎若璩在学术界上造诣很深，被清廷邀请参加《大清一统治》的编写工作，在编写过程中，他又在历史、地理诸方面，多所研究，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写了不少著作。

　　陈廷敬（1639－1712年）字子端。泽州人，清初大臣，著名的学者，是《康熙字典》的总阅官。他一生以清廉正直闻名，痛恨贪官污吏，反对腐化奢侈，严格保荐制度，认真整顿吏治。他还揭露了云南巡抚王继文贪污公款十万两的大案，使贪官污吏望而生畏。陈廷敬平生好学，学识渊博，著述很多。1710年他受命康熙皇帝担任编纂《康熙字典》的总阅官，经过6年的努力，于1716年编成刊行。《康熙字典》当字47035个字，是中国汉字最丰富的一部字典。